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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需要存在感:罗洛·梅谈死亡焦虑

本书从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的观点出发,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需要存在感? 答案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它的反面——死亡焦虑,即当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时,不安全感带来的强烈恐惧。 什么可以被称为一个人的“存在”?或者在哪些情况下,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没存在感? 当我们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自我评价常常受到他人的影响; 当我们无法在关系中感受到“被需要”,从而无法构建自我认可:比如无法在亲子关系中感受到自己是否称职,或无法在工作关系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 当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面临可能失去工作、财富、健康的危险; 当一些与生命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信念遭到动摇的时候:比如无法完成内心期待自己扮演的角色,或长期坚持的价值观变得不再适用于当下。 在这些时刻,一个人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产生一种“自己仿佛不存在”的消亡感,或将要被“杀死”的恐惧,这种心理体验就是死亡焦虑。时代的转变、疾病的暴发、激烈的职场竞争、关系中的心理暴力,都容易削弱一个人的存在感。 作者借罗洛·梅之口,将“存在感”这个一直以来非常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了,通过不同维度的举例,让读者知道了一个人的“存在”是由哪些面向构成的,以及为什么当我们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存在问题时,会产生不安、恐惧、焦虑、迷茫、丧失意义感等一系列反应。 心理困境的根源是存在感的丧失。本书也通过罗洛·梅的存在主义治疗观,从“如何理解和对抗焦虑”“如何学会与人建立有爱的联结”“如何实现健康人格”等方面,给出了增强存在感的建议。

想象力:大脑如何让我们脱颖而出

与昆虫、飞鸟、乌龟或者人以外的哺乳动物相比,人类最 大的不同是什么?许多动物都拥有这样或那样的超人能力,为什么偏偏是人类从进化的长河中脱颖而出?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神经科医师和神经病学家大卫·贝克斯特罗姆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差异在于人类是一个不受限于当下和现实的物种:我们能反思过去、前瞻未来,吸取过往的经验教训,并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规划和准备;我们善于站在他者的视角思考,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周围的世界;我们还精于“脑补”,无论是填补缺位的感知信息,还是将自己置身于未曾经历的境地。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赋予了我们强大的想象力。 在本书中,基于神经科学、医学、心理学、考古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发现,贝克斯特罗姆从进化的角度审视了其他哺乳动物、非人灵长类、远古人类以及现代人脑结构与功能的差异,展示了强大的想象力是如何推动人类的文化、技术甚至思维方式迅速发展,引发一场智人认知革命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能力未必会显山露水,不过一旦与之相关的脑区出现异常,无论是意外事故导致的损伤还是神经系统疾病引发的病变,其惊人的影响力往往就会突显出来。通过一个个临床病例,作者以类似《错把妻子当帽子》《脑中魅影》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想象力的强大力量:夏尔-博内综合征病人产生的漫天飞雪、精灵游行的视幻觉;卡普格拉综合征患者认为家人是冒牌货的偏执妄想;大脑颞叶梭状回面孔区异常引发的面孔失认症甚至使患者连家人也认不出来;在皮质性色盲人士的眼中和脑海中,西红柿永远是黑乎乎的…… 数千年来,想象力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命题当中。正如作者在书中论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勒内·笛卡儿、大卫·休谟、让-保罗·萨特,一代又一代思想家对其有各自的理解和解读。有人认为它完全源自感知和体验;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内在的思维形式,完全与感知无关;另有人认为它是感知和抽象的桥梁与支点。然而他们或许都会认同的一点是,与其说我们是智人,不如说我们是幻人——精于想象和幻想的人。

供应链攻防战

供应链的话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 20世纪末开始蓬勃发展的全球供应链变革,是全球化的关键动作。产品以小颗粒度进行拆分,分布到全球生产性价比最高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部件重新组装成型,在全球售卖,大大压低了产品成本,也大大增加了跨国公司的收益。全球生产能力转移组合,重新确立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和地位。 今天的供应链随着受益国家对未来设计的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脱钩”“制造业回流”“安全的第二选择”等话题,正在深入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大经济体。 林雪萍先生接触产业20余年,每年深度走访数十家企业,覆盖了供应链链主与链条上不起眼的环节。既有对供应链的一线认知,也有全景的思考框架。本书从全球制造业的变化切入,结合国际政治和疫情后的新局势,援引大量供应链企业的案例,分析供应链发生的深刻变化。它深度解读了当今时代格局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的角色,并对未来发展做出推演与展望。 作者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观测模型,以此判断企业和国家供应链的韧性和抗打击能力。作者在专业高墙之外,将这套“隐形操作系统”呈现出来。无论是对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投资操盘者,还是对大众读者而言,这本书的理性、博识和细节,都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大象与国王: 一部环境史

大象庞大而庄严,从王权诞生之日起就是国王无法抗拒的尊贵象征。各个早期文明已存在驯养大象的现象,如埃及、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以及印度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大象的主要用途是王室祭品和狩猎对象。然而,托马斯·特劳特曼在南亚次大陆发现了特殊的用象制度,这一制度保护了它们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那就是战象。 以恒河流域为起点,战象的足迹逐渐遍布南亚,同时向西传播至波斯、叙利亚、埃及、迦太基、希腊和罗马,向东传播至中南半岛、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托马斯·特劳特曼追溯了战象的缘起、传播路径和文化遗存,描绘了一幅跨越了3000年的文化图景。 为了维持这个独特的制度,国王必须保护野生大象免受猎人的觊觎,也要保护大象栖息的森林不被砍伐,还要维护与森林民族的关系。因此,国王与大象的关系,实际上是国王、大象、森林和森林民族之间的四角关系——这是一个丰富且复杂的关系网。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明。 19世纪,随着英国人到来并统治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人口数量暴增,猎象成为一项运动。战象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大象的分布范围随之缩小,种群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一切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来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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