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制造商到新兴科技巨头，公司一直都是历史舞台上备受关注的角色。有人将其视为进步与繁荣的引擎，有人则认为它们不计后果地追求利润，而让整个社会一起来承担发展的成本。公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们为何存在？ 从被视为“国家支柱”的罗马大税吏公司到日不落帝国缔造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消费型社会始作俑者的福特汽车公司到可以左右选举的Facebook……本书将通过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8家公司，展现公司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今天的模样，洞察它们如何崛起和运转，又因何失败；了解它们使哪些领域得到了高贵的地位，又使哪些领域受到了腐蚀。但无论历史如何演变，它们始终对世界局势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历史，公司为谋求公共利益而生，虽时常偏离初衷，但其独特且持久存在的合理性始终在于增进人类福祉的能力。

1972年，与欧亚大陆上的许多地方一样，苏联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小麦收成损失严重，粮食问题迫在眉睫。按照美国一贯的“粮食战略”，此时正是漫天要价的时候，苏联要想填上巨大的粮食缺口，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此时如坐针毡的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白宫里的尼克松。 原来，苏联对歉收早有预料，在产量公布之前，佯装丰收，骗过了美国专门派去的调查员，最终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美国三分之一的存粮，美国因此少赚3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美国粮食库存严重下降，粮价暴涨，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粮食短缺现象。 在这场美苏粮食博弈中，美国完败，以至于美国媒体称这一事件为“粮食大劫案”。而这正是二战后美苏之间数十年以粮食为中心的博弈的缩影…… 本书以1945~1991年的美苏粮食贸易为对象，对这一时期两国及全球粮食贸易的发展过程、重要事件及两国实行的政策进行了探讨分析。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由石油与粮食的地位与价格等变化引起的一系列国际局势的变动，分析了美国将粮食作为“武器”运用的政策演变，还原苏联过度依赖粮食进口对其最终解体的影响。

13—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关系密切、交流频繁，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对伊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书聚焦蒙元时代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以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考察他们为中华文明西渐所做的贡献。同时，重点讨论了中国物质文化在伊朗的传播，揭示出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制造”为改善古代世界人民的生活贡献了巨大力量。

短短几年前，西方公共舆论大概还相信，社会正在进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取得重大进步，实现自由和解放，社会崇尚知识，生活方式多元化……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未来世界的准则。然而，最晚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人们就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伴随这些进步的，还有幻想。 事实上，直到现在，社会的转型才逐渐清晰起来：原有的“工业化的现代”已被一种“晚现代”所取代，此中充斥着新的力量极化和新的矛盾——进步和困窘相伴相随。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直切当前社会最核心的结构特征：新的社会阶层，后工业时代经济的特点，文化和身份的冲突，由自我实现之责任带来的疲惫，以及自由主义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百年，是中国经济从“大分流”之后的落后回到现代经济增长路径进而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走出历史低谷，不断前进的一百年；更是中华文明彰显活力和韧性，对世界不断做出贡献的一百年。 为更好地学习“四史”，更好地阐释党的百年经济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系列讲座”，在此，我们将讲座部分文稿结集成书，以飨读者。